挤出恐慌性需求,解决一票难求和一房难求

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运时节,火车票再次成为广大打工者的当务之急,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务求买到回家的车票,而一票难求是春运中出现的最多的一个词。有个笑话说:“做我女朋友吧?”“不!”“我有亲戚在火车站。”“那,好吧!”

可是张马丁回顾以往,发现无论再怎么一票难求,票子到最后总会“奇迹般”的得到解决,想回家过年的时候总能回到家。票真的那么紧张吗?问题出在哪儿?

今天有朋友打电话给我,问我要不要票,我问他你怎么还有多余的票?他说通过两个票贩子各订了两张,结果同时买到了,因此多出两张。张马丁马上因此联想到,火车票如此紧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恐慌性需求。人人都怕买不到票,恐慌情绪蔓延,人人都通过数种途径购票以求某个途径能达到目的,这样以来就数倍放大了真实需求。本来你需要一张票,你通过电话订票、票贩子、公司订票同时订了一张,需求就被放大了三倍。从而使票看起来更加紧张,对票的需求也陷入了恶性循环。

这跟房地产有些相似,人人都怕房子涨价,人人都怕买不到房子,于是都急着像抢白菜一样的去抢房子,导致一房难求。

正是因为有恐慌性需求的存在,才导致炒票、炒房的人的存在。因为火车票、住房的供给是有限的,可通过公开数据就可以计算出供应量的。炒票炒房人就可以囤积少量,从而减少实际供给,从而就能轻易破坏需求与供给的脆弱平衡,使看上去需求远大于供给,迫使人们愿意付出更高价。这就使得房价票价飙涨,炒炒族嚣张。

不管是抢火车票和抢房子,其实都反映的是在供给有限(可测量)的情况下调整需求的问题,或者是供给与需求脆弱平衡下维持平衡的问题,或者是供给刚性与需求弹性之间的问题。考虑到资源有限,房子和火车票不能无限增加供给,如何解决恐慌性需求就成了关键点之一。除了在合理范围内增加供给使之与真实需求吻合之外,张马丁认为还必须同时执行以下两种辅助手段之一:

手段之一,就是公平合理的限制需求。像房地产的限购令、火车票的限购令、火车票实名制都是可行的方式。这种限制需求的行为目的是挤出非真实需求,让房子、火车票覆盖更多人。有人说这是违背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行为,但是要看到供给无法市场化,需求又怎么市场化解决呢?

手段之二,就是发挥国家信用的作用。就像三十年代美国大经济危机时对金融业所做的那样,国家要发挥最后信用保证的作用。比方说,国家通过法令承诺:政府将组织所有交通工具(包括军车、运输机、客货车)待命,保证每个买不到火车票的民众支付相同票价就能如期返回家中。这样以来,恐慌得以缓解,人们不必两三倍的购买火车票,而真实需求下火车票可能就能基本满足需求,黄牛也会收敛很多。房子也可同样解决,比方国家出台法律,规定年满40岁的人都由国家保证平价(如何定义平价是个问题)购买到一套住房,恐慌性缓解,之后人们还会急着扎堆购房吗?黄牛还敢炒房吗?

关于发挥国家信用的作用上面例子可能不太恰当,有没有可操作性且不去研究,只是说明这也是可考虑的办法之一。考虑到公众商品的恐慌性需求对民众福利是种损害,对社会经济是种误导和扭曲,必须要花力气解决之才行。

“挤出恐慌性需求,解决一票难求和一房难求”的一个回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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